語言文字論文范文10篇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fā)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jīng)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xiāng)武威療養(yǎng)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疤煊用癜病蹦宋飨哪晏枺瑥堜炫卸ū査滩蛔R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yǎng)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fā)現(xiàn)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fā)現(xiàn)的數(shù)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shù)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jù)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jīng)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jīng)卷數(shù)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jīng)》，鶴遂判斷該經(jīng)必為《法華經(jīng)》，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shù)。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fā)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jīng)》三冊殘卷，此經(jīng)第一卷第一頁經(jīng)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lián)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jīng)》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jīng)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jù)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fā)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jīng)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jīng)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jīng)百余冊?？镏惺珍泧鴥?nèi)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xù)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jīng)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fā)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shù)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yǎng)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fā)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fā)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jīng)幢和甘肅武威新發(fā)現(xiàn)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nèi)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zhuǎn)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西夏語言文字研究在中國的起源和發(fā)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葉以后，再無人使用，歷經(jīng)明、清兩代五百余年間，世人不復知歷史上曾有過這種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紀初，才由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和識別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歷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學者張澍（1776－1847）為最早判別和認識西夏文字的學者。清嘉慶甲子年（1804）張氏于家鄉(xiāng)武威療養(yǎng)之際，一日攜友人游清應寺（注：按：此寺實即原西夏之護國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來，但見碑陽所刻文字形體方正，類似漢字，但無一字可識，見碑陰有漢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歲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號，張澍遂判定碑陽所刻不識之文字為西夏字，該碑便是日后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俗稱“西夏碑”。張氏為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作文一篇曰《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張澍：《養(yǎng)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發(fā)現(xiàn)后不久（1820），金石學家劉青園在武威發(fā)現(xiàn)的數(shù)甕古錢中，不但識得數(shù)品西夏年號的漢文錢，還見到不少所謂的“梵字錢”。他將此類錢文與西夏碑陽文字對比，方知錢譜中所謂的“梵字錢”實為西夏文錢，自此以后，錢譜中才真正開始著錄西夏文錢（注：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卷15，清嘉慶25年（1820）刻本。）。據(jù)載，清代學者鶴齡于清字（滿文）館供職時，曾從綏遠（呼和浩特）城一古廟中得經(jīng)一函八冊，其標題為九個西夏文字，因該經(jīng)卷數(shù)與偈語同《佛說妙法蓮花經(jīng)》，鶴遂判斷該經(jīng)必為《法華經(jīng)》，每冊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為記數(shù)。1904年，法國人毛利瑟發(fā)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華經(jīng)》三冊殘卷，此經(jīng)第一卷第一頁經(jīng)文右上方已有漢字注解。也就是說遠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國學者曾試通其文。聯(lián)系鶴齡事跡，蓋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鶴齡原藏八冊《法華經(jīng)》失散之卷冊（注：聶歷山：《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3號（西夏文專號），1932年；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獻出土后，俄國人捷足先登，率先著手研究，并迅速將重要的學術信息傳遞給中國學界。于是我國學者羅振玉于1913年，將俄國學者所贈之對西夏文字解讀至為重要的文獻《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漢文對音詞典殘頁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羅福成、羅福萇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羅福成《西夏譯蓮花經(jīng)考釋》、《西夏國書類編》，羅福萇《西夏國書略說》等著作相繼刊布。1927年，羅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據(jù)實物文字，以正西夏紀年。1935年，羅福成又將《同音》影寫石印。西夏學在中國的發(fā)展，羅氏父子功不可沒。

鮮為人知的臨夏人鄭隆（1884－1938），亦曾著有《書武威縣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譯華嚴經(jīng)普堅行愿品考釋》、《西夏譯妙法蓮花經(jīng)考釋補》等文章。國學大師王國維及陳寅恪等人亦對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見賈敬顏：《西夏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載《歷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圖書館隆重出版了館刊“西夏文專號”紀念該館1929年從寧夏購得的西夏文佛經(jīng)百余冊。刊物中收錄國內(nèi)外專家著譯36篇。當時西夏研究在中國可謂盛況空前。

繼羅氏兄弟之后，王靜如教授在西夏語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績最為顯著。1930－1933年他連續(xù)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輯，除論述西夏國名、語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對西夏文佛經(jīng)的譯釋，首次為學界提供了長篇漢譯西夏文材料。同時，王氏還在《中國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fā)表了有關論著（注：詳見《王靜如教授學術著作目錄》，載《中國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影響，這一學科被迫中斷了數(shù)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老一輩學者王靜如、羅福頤等，主要精力放在培養(yǎng)后備人才方面，同時，在西夏歷史方面開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發(fā)生了反對科學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動之后，新老西夏學者才能有機會發(fā)表有關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靜如、史金波、白濱、李范文等對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經(jīng)幢和甘肅武威新發(fā)現(xiàn)西夏文字的考釋、討論，陳炳應對武威西夏碑的介紹和譯釋；李新魁對西夏文字構造方式的初步探討；史金波、白濱對國內(nèi)外西夏文字研究狀況的介紹；史金波對西夏文字及辭書的論述；李范文對西夏文字的論述等，一步步把中國的西夏學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為西夏學的黃金時代，單就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就有百余篇，專著10余種。專著分三個方面：1.對西夏辭書的研究和整理，計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漢合時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類文物的研究，計有《西夏官印匯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獻的譯釋和研究，計有《類林研究》（1993）、《西夏諺語》（1993）、《天盛改舊新定律令》（1994）、《圣立義海研究》（1995）、《貞觀玉鏡將研究》（1995）等。這些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門著述，尤其辭書研究，對學界了解和運用西夏文字資料提供了工具書。論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1.對辭書的研究，如《西夏文辭書的特點和歷史價值》（1983）；《西夏辭書〈同音〉研究提要》（1986）；2.語音方面，如《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1981）、《西夏語音系導言》（1982）；3.語法方面，如《孫子兵法西夏譯本所見動詞詞頭的語法功能》（1987）、《西夏語的復合構詞法》（1988）、《西夏語的音韻轉(zhuǎn)換與構詞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論西夏文字的構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與聲符及其衍生過程》（1985）等。這些論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語言文字研究的前沿問題，并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首屆全國中學生（初中組）語言文字應用競賽已經(jīng)結束。透過這次有益的活動，來探究一下中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教育工作者、語言文字工作者為提高中學生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應主要開展哪些工作，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一

從初賽的成績統(tǒng)計看，全國參賽的13個省、直轄市，大部分學校的平均成績在60分上下（計算機處理漢語漢字的初步知識部分占10分，未計算在內(nèi)），如果扣除“有關我國語言文字工作的初步知識”的得分（這部分占10分，學生得分率達95％），那么語言文字應用部分的得分率則要低于60％。決賽甲組試題總分為700分，5個隊總得分為510分，得分率達72．8％。乙組試題總分為570分，5個隊總得分為290分，得分率僅為50．8％。考慮到初賽和決賽都是經(jīng)過較充分的準備后進行的，所以上述兩組數(shù)字表明，目前中學生語言文字應用方面存在的問題還較多，水平亟待提高。為便于說明問題，我們從省級重點校、城區(qū)普通校、鄉(xiāng)鎮(zhèn)普通校隨機抽了131份初賽試卷做了統(tǒng)計分析。

1．字形規(guī)范

字形規(guī)范涉及錯別字、繁體字、筆形、筆畫數(shù)、筆順等內(nèi)容。學生對常寫的字掌握較好，如“罐頭”的“罐”、“就餐”的“餐”、“副食”的“副”等，但對一些常說而不常寫的字則掌握不好，如“熒光屏”的“熒”、“螢火蟲”的“螢”、“輕盈”的“盈”、“戶樞不蠹”的“蠹”等。對筆畫數(shù)掌握較好（試卷第14題，得分率為85％），而對筆形、筆順則掌握得較差。很多學生不了解基本筆形（筆畫）為8種，即點、橫、豎、撇、捺、提、折、鉤?！耙浴弊趾汀耙弊值钠鸸P都屬折筆（該題得分率僅為21％）。試卷第13題問各組字最后一筆筆形相同的一組是哪組。正確的選項是D－－“戒母卵肅祭”，選對的只有31％，問題出在“肅”字上，多數(shù)學生寫“肅”時最后寫右下的一豎，而不是最后寫下邊中間的一撇一點。51％的學生選了錯項C－－“務場身盧必”，問題出在“必”字上，“必”字的一撇應為第四筆，而不是最后一筆。失分率高的還有第10題，50％的同學沒看出“一愁莫展”中的“愁”應寫作“籌”，12％的同學沒看出“變本加利”中的“利”應寫作“厲”，8％的同學沒看出“知迷不悟”中的“知”應是“執(zhí)”。單看“愁”和“籌”、“利”和“厲”、“知”和“執(zhí)”一般是不會混淆的，但在應用過程中，在某個詞語環(huán)境中，學生就分辨不清了。究其原因，恐怕跟教師沒有引導學生把字義（語素義）和詞語義聯(lián)系起來理解和記憶很有關系。

2．讀音規(guī)范

新大綱提出語文教學的任務是：必須切實打好聽說讀寫的基礎，加強思想教育，發(fā)展觀察能力和思維能力。這就要求我們在語文教學中，從低年級起，就要扎扎實實地加強語言文字訓練，注重發(fā)展兒童的思維能力。怎樣利用新教材進行語言文字訓練，培養(yǎng)兒童思維能力呢？我們的做法是：

一、創(chuàng)設愉快的教學情境，誘發(fā)兒童思維的積極性。

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說：“學習的最好刺激，乃是對學習材料的興趣?！毙陆滩脑O計精美，圖文并茂。為了讓兒童讀懂故事，理解課文，達到語言文字訓練的目的，并通過訓練鼓勵兒童積極思維，教學中教師可充分運用現(xiàn)代教學媒體或運用兒歌、謎語、游戲、課本劇等活動，創(chuàng)設愉快的教學情境，誘發(fā)兒童在閱讀中思維的積極性。

如教師在教第一冊中《秋天到了》這篇看圖學文時，用錄像放映美麗的秋景圖。用幻燈打映課文中的插圖，從圖入手，教給兒童進行有序觀察的方法：先看天空，后看地上；先看近處，再看遠處。接著要求兒童邊觀察邊思考，尋找表現(xiàn)秋天景物特點的畫面，并讓其說出來。然后結合課文內(nèi)容學習本課6個生字及新詞，理解“秋天到了”的特征，用錄音示范教讀課文。課中做“秋天到了”的游戲，鞏固練習時讓兒童想象還有哪些現(xiàn)象說明秋天到了，并讓孩子們通過想象自畫秋景圖。最后編出兒歌：“我們愛秋天，秋景實在美。秋季多迷人，祖國最雄偉！”兒童邊唱邊拍手，這堂課在愉快歡樂的氣氛中順利結束。教學中圖文密切結合，看、聽、讀、說、畫多種感官參與，學生情緒始終處于亢奮狀態(tài)，兒童思維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誘發(fā)。

二、引導學生質(zhì)疑問難，激發(fā)兒童思維的自覺性。

兒童好奇心強，對任何事物都喜歡問個為什么。他們的思維往往是從問題開始，在解答問題的過程中逐步深入，又在驗證答案和應用知識中不斷發(fā)展。因此，在低年級語言文字訓練中，要設計有啟發(fā)性的問題，引導學生帶著問題讀書，同時還要鼓勵學生在讀的同時質(zhì)疑問難，大膽提出問題，讓學生自己學會解答問題，激發(fā)他們思維的自覺性。

[內(nèi)容]

小學語文教學是基礎教育的基礎，它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無論從學科性質(zhì)還是教學目標，語文教學本身就應當是“素質(zhì)教育”?！八刭|(zhì)教育”的教學目標在于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學、體質(zhì)體能、個性心理及其審美情趣等方面的素質(zhì)，促進學生主動、全面、活潑地成長，以適應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初步具有聽說讀寫能力是小學語文學科的“特定目標”，是衡量小學生學習語文質(zhì)量高低的主要標準，也是評價小學生語文是否過關的主要標志。要在語文教學中落實“素質(zhì)教育”，就必須轉(zhuǎn)變觀念，緊緊圍繞落實聽說讀寫訓練來組織教學，具體做法是：

1．克服語文教學中的思想品德課傾向。

葉圣陶先生早年就說過：“重視內(nèi)容假如超過了相當?shù)南薅?，以為國文教學的目的只在灌輸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語文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特有的任務”就是指語言文字訓練。在現(xiàn)實中，有些小學語文教師以為語文教學不增加思想教育的份量和時間就是不重視德育。尤其是對一些思想教育內(nèi)容明顯的課文，更是以思想教育為中心來組織教學。如教《我的戰(zhàn)友》這一課文時，有的教師著重圍繞“身上是如何著火的？他是怎樣犧牲的？烈士有哪些高貴品質(zhì)？我們怎樣向他學習？”等問題來組織教學。殊不知語文課有其自身的特點，語文學科的思想教育，要指導學生通過語言文字理解課文內(nèi)容，體會思想感情去實現(xiàn)，要重在熏陶感染，潛移默化。

2．要突出聽說寫能力的訓練和培養(yǎng)。

小學語文課文中涉及到的許多專業(yè)知識和科學常識，應該向?qū)W生傳授，但不能以傳授這些知識作為教學目標來組織教學，要把專業(yè)知識的教學重點放在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和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上。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是讓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也就是通過字詞句段篇，聽說讀寫等方面的訓練，使學生具有一定的語言基本功。如《太陽》一課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了解一些有關太陽的知識，培養(yǎng)他們熱愛科學的興趣和認識自然的能力。這里的“一些有關太陽的知識”僅局限于課文內(nèi)容的知識。實現(xiàn)這個目標，要指導學生通過語言文字理解課文內(nèi)容。更重要的是理解課文是怎樣敘述的。

摘要: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和漢語漢字一樣也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同時，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和漢語的平等也顯示出了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因此，少數(shù)民族的群眾會將自己是否平等地享有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作為衡量民族是否品等的重要標準。因此，要加強立法，保護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字，保證我國民族政策的推行，促進我國各民族的團結進步。

關鍵詞: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立法保護;政策

中國歷史文化的發(fā)展離不開我國各民族的貢獻，55個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字是我國重要的文化資源。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種類繁多，幾乎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這是他們表達情感、交流思想的重要載體，同時也有助于維護民族凝聚力。因此，要加強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立法保護，保護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字，保障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延續(xù)，推動我國各民族的團結進步。

一、我國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法律保護現(xiàn)狀

(一)現(xiàn)行法律中有關保護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規(guī)定。隨著我國依法治國國策的推行，我國也十分重視語言文字的立法工作?！稇椃ā访魑囊?guī)定了各民族有使用和發(fā)展本民族語言文字的自由，還規(guī)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要使用當?shù)氐恼Z言文字?！度珖嗣翊泶髸M織法》規(guī)定了少數(shù)民族代表在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應配備專門的語言文字翻譯?！度嗣穹ㄔ航M織法》規(guī)定了在訴訟過程中少數(shù)民族可以使用自己的語言文字?！睹褡遄灾畏ā犯且?guī)定了少數(shù)民族在政府行政、教育、醫(yī)院等領域使用語言文字的規(guī)定。另外，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法規(guī)和制度也在語言文字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如《西藏自治區(qū)學習、使用和發(fā)展藏語文的規(guī)定》、《云南省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工作條例》等。(二)現(xiàn)行立法對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法律保護的不足。第一，現(xiàn)行法律在規(guī)定上還有所欠缺。《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所做的規(guī)定多是原則上的、方向上的，沒有具體的執(zhí)行措施。而其他的法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刑事訴訟法》等高層級法律中的規(guī)定過于零散，缺乏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等一些地方性法規(guī)的層級太低，而且民族性較強，無法在全國范圍內(nèi)使用。第二，保護力度較小，侵犯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法律責任不明確，即使有相關的處罰規(guī)定，處罰主體以及如何處罰也缺乏進一步的規(guī)定。雖然我國一直推行民族平等政策，但從一定的角度來看，少數(shù)民族的語言文字仍處于弱勢地位，需要法律給予特殊保護，充分保障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和發(fā)展。第三，缺少對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專門法律。如前文所述，國家層面關于保護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規(guī)定過于原則性、缺乏整體性，地方層面的法規(guī)的普適性較低，還沒有適合本民族地區(qū)的法規(guī)。整個國家還缺少一部轉(zhuǎn)門的保護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的法律，從國家層面進行系統(tǒng)地、全面地保護。

二、完善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法律保護的措施

一、要確定訓練點

二、要明確語言文字訓練的過程

語言文字訓練的過程應該是一個理解語言文字和理解內(nèi)容相統(tǒng)五的過程。這個過程由兩個相互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階段構成：第一階段是借助語言文字理解課文的思想內(nèi)容。

第二階段是在理解內(nèi)容的基礎上，體會課文的思想內(nèi)容是怎樣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的。

這個過程的出發(fā)是語言文字，落實點仍是語言文字。目前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是只完成第一階段，缺少第二階段。學生學習一篇課文僅僅知道這篇課文講的是什么，至于課文的語言字卻不甚了了。這從閱讀教學的角度看，可以說沒有完成任務?，F(xiàn)在提出加強語言文字訓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言的。因此加強語言文字訓練的基本途徑是：引導學生通過閱讀，借助語言文字理解思想內(nèi)容，再通過閱讀及其它訓練手段指導學生體會思想內(nèi)容是怎樣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的。

三、要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

小學語文教學是基礎教育的基礎，它具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無論從學科性質(zhì)還是教學目標，語文教學本身就應當是“素質(zhì)教育”?！八刭|(zhì)教育”的教學目標在于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學、體質(zhì)體能、個性心理及其審美情趣等方面的素質(zhì)，促進學生主動、全面、活潑地成長，以適應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初步具有聽說讀寫能力是小學語文學科的“特定目標”，是衡量小學生學習語文質(zhì)量高低的主要標準，也是評價小學生語文是否過關的主要標志。要在語文教學中落實“素質(zhì)教育”，就必須轉(zhuǎn)變觀念，緊緊圍繞落實聽說讀寫訓練來組織教學，具體做法是：

1．克服語文教學中的思想品德課傾向。

葉圣陶先生早年就說過：“重視內(nèi)容假如超過了相當?shù)南薅?，以為國文教學的目的只在灌輸固有的道德——而竟忘了語文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特有的任務”就是指語言文字訓練。在現(xiàn)實中，有些小學語文教師以為語文教學不增加思想教育的份量和時間就是不重視德育。尤其是對一些思想教育內(nèi)容明顯的課文，更是以思想教育為中心來組織教學。如教《我的戰(zhàn)友》這一課文時，有的教師著重圍繞“身上是如何著火的？他是怎樣犧牲的？烈士有哪些高貴品質(zhì)？我們怎樣向他學習？”等問題來組織教學。殊不知語文課有其自身的特點，語文學科的思想教育，要指導學生通過語言文字理解課文內(nèi)容，體會思想感情去實現(xiàn)，要重在熏陶感染，潛移默化。

2．要突出聽說寫能力的訓練和培養(yǎng)。

小學語文課文中涉及到的許多專業(yè)知識和科學常識，應該向?qū)W生傳授，但不能以傳授這些知識作為教學目標來組織教學，要把專業(yè)知識的教學重點放在激發(fā)學生的求知欲和培養(yǎng)學生的興趣上。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是讓學生理解和運用祖國語言文字，也就是通過字詞句段篇，聽說讀寫等方面的訓練，使學生具有一定的語言基本功。如《太陽》一課的教學目標是讓學生了解一些有關太陽的知識，培養(yǎng)他們熱愛科學的興趣和認識自然的能力。這里的“一些有關太陽的知識”僅局限于課文內(nèi)容的知識。實現(xiàn)這個目標，要指導學生通過語言文字理解課文內(nèi)容。更重要的是理解課文是怎樣敘述的。

3．改革舊的教學模式和方法。

1996年，我省小學語文教學在教改方面最突出的成績，就是“語文教學一定要加強語言文字訓練”的觀念已成為全省絕大多數(shù)小學語文教師的共識。尤為難得的是，廣大教師在各自的教學實踐中，探索、創(chuàng)造了許多進行語言文字訓練的好方法、好經(jīng)驗。但是，在每一堂課的40分鐘里，如果要真正落實語言文字訓練，還需要在時間、精力、群體研究上付出更大的代價。實際教學存在的問題表明如何加強語言文字訓練，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難題。因此，在新的一年里，我們應該繼續(xù)在加強語言文字訓練上下功夫，動腦筋，想辦法，出經(jīng)驗，真正使語言文字的訓練可操作，有模式，落實處，見效果。

課堂教學是學科課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強語言文字訓練的主陣地。首先必須把握好課堂教學的主要環(huán)節(jié)和基本摸式。我們認為，在教師指導下的讀書、思考、交流、練習是課堂教學的基本環(huán)節(jié)。在這里，讀書是基礎，思考是關鍵；交流能讓學生在童心童語的氛圍中互相啟發(fā)、互相學習，發(fā)揮班級授課的憂勢；練習則使知識得到鞏固和積累，并轉(zhuǎn)化為能力，讓學生開始初步的運用。很明顯，這些環(huán)節(jié)都是以學生為活動主體的。因此，如果教師的指導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們的語文課堂教學步入語言文字訓練的軌道而不致陷入“發(fā)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滿堂灌”的覆轍。當然，“教師指導”是至關重要且需精心設計的，否則，訓練的效果就會不佳。這里，首要解決的又是課堂教學的基本模式問題。從我省許多老師加強語言文字訓練的課堂教學經(jīng)驗來看，先掃除障礙（生字、難詞、有關背景、知識等），重點抓好識字寫字；接著初讀課文，理解課文大意、結構；繼而精讀課文（或片斷），側重語言訓練；之后勤讀背誦，加強語言積累；最后遷移練習，促進語言運用，應該是我們語言文字訓練課的課堂教學基本模式。當然，模式的把握和運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這一摸式中的后三個重要程序，做到語言訓練（包括分析比較）有重點，勘讀背誦（全文或片斷）有積累，遷移練習有運用，那么，語言文字訓練的目標不難達到。

其次，要真正落實好語言文字的訓練，在具體操作上應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規(guī)定。比如，40分鐘的課時目標要明確單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學目標外，語文知識和能力的目標要非常具體且數(shù)量不能過多，最多也不應超過三項。因此像作文訓練課“教會學生按人物動作的先后順序說。寫，語句通順連貫”的課時目標是訂得具體且切實可行的，而“培養(yǎng)學生的觀察能力和表達能力”的課時目標卻訂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讀為本”、多讀課文是一節(jié)成功的小學語文課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語課堂的40分鐘內(nèi)，如果聽不到瑯瑯的書聲，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節(jié)課，學生至少應該有10分鐘以上的時間用來讀書，包括朗讀和默讀。這樣，到課文教完時，我們期盼“低年級學生對全篇課文，中高年級學生對重點句段能背誦”的要求，不僅可以達到，而且不增加學生的課外負擔。又如課堂練習，包括書面練習，每節(jié)課也都應有具體安排?，F(xiàn)在有一種把書面練習都放在課外的不良習慣，這實際上增加了學生的課外負擔。從語文的角度來說，小學課外的語文學習應是閱讀課外讀物和自由練筆，所以我們認為書面練習，包括作文一般都應在課內(nèi)完成。還有，指導學習方法，這既是完成中小學語文教學要使學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讀書”廣自能作文”的目標所必需，也是提高語言文字訓練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學法指導應該是全盤考慮、分項設計，做到有序、有機的滲透。即使眼下一時達不到，我想也應該增強學法指導的意識，做到對單元、課文有計劃有重點地進行學法指導，力求讓學生在小學階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學習方法、學習語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讀寫習慣。在指導學法的隨機滲透和專課講授兩種方法中，我們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學生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在參與領悟、體會、總結中，更加深刻、更加具體地把握祝。

為了保證以上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標的達到，我們在教學過程中還必須注意一些問題。第一，應精當講解。每節(jié)課不論是思想內(nèi)容的理解，還是語文知識和能力的訓練，教師的講解都應當十分精要和恰當。當前在這方面的一個通病，是凡事均搞“聯(lián)想”、搞“發(fā)散”。“聯(lián)想”、“廣發(fā)散”是思維訓練的極好形式，但運用必須適度，以教材允許和學生能做到為宜。第二，要精簡提問。提問力求具有啟發(fā)性、導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為了克服以“提問式”代替“啟發(fā)式”、以多提問來釀成“課堂活躍”的弊病，硬性規(guī)定一節(jié)課中老師提出的關于內(nèi)容理解上的問題一般不超過五個，但卻鼓勵學生質(zhì)疑問難，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時反潰教師對學生的朗讀、答問、提問、交流，要及時進行評價，組織學生討論，對的肯定，錯的糾正，并簡述原因和方法。這是提高訓練質(zhì)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機，最能給學生──不止于答間的個人，而是全體──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師是從來不放過這一時機的。書面作業(yè)完成后，應要求學生自我檢查或互相檢查，然后盡可能地有重點地在課內(nèi)評價和反潰第四，有自學時間。這里的自學是指預習，朗讀前的準備，回答問題前的思考，查閱資料、草擬提綱、質(zhì)疑問難等學生個別的學習。這種學習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訓練過程中知識和能力內(nèi)化的必經(jīng)途徑，也是課堂教學中“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體現(xiàn)。學生自學時，教師要巡視指導，矯正反潰。

此外，在訓練中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一是必須面向全體。這是社會主義教育，也是素質(zhì)教育的根本特征。在課堂訓練中要盡量設計、創(chuàng)造全體學生進行聽說讀寫活動的時機，要避免課堂訓練是少數(shù)幾個尖子學生輪流表演的毛玻有人提出一名優(yōu)等生在一節(jié)課內(nèi)的發(fā)言不得超過三次是有道理的。這在確定教學目標和進行具體訓練過程中，都應引起我們高度注意。與此有關的，二是勿忘輔導后進生。除了在教學全程中必須認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熱情地而不是歧視地對待后進生外；在課堂教學中，教師應給后進生以適當?shù)挠柧殭C會，并在學生自學或回答問題時，有針對性地對部分后進生進行個別輔導。三是加強課外指導。在嚴格按照有關規(guī)定控制學生的家庭作業(yè)量的前提下，要根據(jù)學生不同年級的特點，搞好課外閱讀和自由練筆的指導，這是課內(nèi)訓練十分必要的補充和延伸。實踐經(jīng)驗表明，一些語文成績好的學生，特別是后來在語文上有所建樹的學生，大多得益于這一方面。因此，可以說它也是提高訓練效率的一種手段。與其讓學生用課余時間去做一些機械的、枯燥的練習，還不如讓他們?nèi)ヘS富多彩的語文園地倘徉（當然也需要引導），后者的效果肯定比前者的效果好，我們的教師應懂得這個辯證法。

愿新的一年里，我拾加強語言文字訓練”有長足的進步，獲豐碩的成果。

摘要：解構主義是對邏輯主義和結構主義等西方哲學思想的反叛，它為當前學術領域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解構主義視角下觀察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已經(jīng)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優(yōu)良傳統(tǒng)。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必須破除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繼承我們自己的傳統(tǒng)，同時吸收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優(yōu)勢，以多元的研究方法，從漢語的事實出發(fā)，走漢語言文字學自主創(chuàng)新的道路。

關鍵詞：解構主義；漢語言文字學；結構主義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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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jīng)以其完整的系統(tǒng)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fā)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xiàn)了反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后現(xiàn)代思想。作為后現(xiàn)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fā)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