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論論文范文10篇

[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罢紊鐣彼枷朐从趤喞锸慷嗟?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社會政治”理論與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提出和研究,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fā)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吧鐣巍迸c“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xiàn)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tǒng)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墩螌W》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yè)――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yè)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yè)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tǒng)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qū)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xiàn)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吧鐣巍钡乃枷?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fā)出來。摩爾根發(fā)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xiàn)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fā),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fā)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fā)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盵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tài)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qū)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xiàn)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lián)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qū)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lián)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xiàn)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fā)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xiāng)或區(qū)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tài)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qū)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jù),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qū)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fā)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xiàn)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tǒng)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zhàn)。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fā),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qū)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xiàn)。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fā)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_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guī)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lián)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盵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xiàn)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huán)節(jié)”。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tǒng)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xiàn)“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家”,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xiàn)實”[4](第253頁)?！艾F(xiàn)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fā)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qū)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xiàn)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fā)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fā)展的某種現(xiàn)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xiàn)”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xiàn)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椎潞退官e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xiàn)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tǒng)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視野雖然擴大了研究政治社會的眼界,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xiàn)出了很大的保守性?，F(xiàn)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xù)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qū)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tài)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xiàn)、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fā),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tǒng)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fā)展階段,現(xiàn)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tǒng)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豆伯a黨宣言》就是根據(jù)這一基本思想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fā)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會認識眼界引向階級社會的歷史最深處,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fā):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xiàn)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shù)缴a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shù)接嘘P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shù)接嘘P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fā)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xiàn)。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lián)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明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fā)現(xiàn)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fā)現(xiàn)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tài)”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jù)。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產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jù)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fā)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tài),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tài),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內容提要】馬克思完成了對政治解放的歷史批判，建立起“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的著名命題。鄧小平把這一命題的展開提到了新的歷史層面和新的理論境界。鄧小平的政治努力以超越政治解放為使命，實際回應了“歷史終結論”，回應了“第三波”。鄧小平的政治努力實現(xiàn)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的轉換，成功地在中國開始了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徑探索。

【關鍵詞】馬克思的命題/鄧小平政治理論/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鄧小平如何提出問題？

1.1對黑格爾國家哲學的超越是馬克思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發(fā)現(xiàn)的重要關鍵點。在這一超越的理論過程中，馬克思形成了“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重要命題。這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早期理論史上的一個支柱性的命題?！罢谓夥疟旧磉€不是人類解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頁。），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會，使現(xiàn)實的個人同時也是類存在物的時候，才能實現(xiàn)人類解放。這一命題規(guī)定了1844年以后馬克思的工作中心，構成馬克思其后為中心工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同時，這一命題也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政治實踐的歷史內涵作了說明。從此以后，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就是以實現(xiàn)對政治解放的揚棄和爭取人類解放的目標為自身的歷史規(guī)定性和主要哲學基礎。

1.2但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歷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爭取人類解放為旗幟的政治實踐卻顯現(xiàn)出難以盡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上，屢屢出現(xiàn)悲劇式的扭曲。到20世紀晚期，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展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實踐努力和理論努力時，所面對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驗的嚴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義上的民主傳統(tǒng)的嚴重缺乏。在論及推進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時（注：關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鄧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fā)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保ㄒ姟多囆∑轿倪x》第2卷，第208頁。）在1977年到1982年間，鄧小平穩(wěn)定使用的范疇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確要改革的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范疇。1982年在所作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的講話中，正式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件，鄧小平的講話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語，對于處于復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工業(yè)化初、中期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這一提法改變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將在更接近鄧小平原意的意義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這一范疇。），鄧小平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內容提要】馬克思完成了對政治解放的歷史批判，建立起“從政治解放到人類解放”的著名命題。鄧小平把這一命題的展開提到了新的歷史層面和新的理論境界。鄧小平的政治努力以超越政治解放為使命，實際回應了“歷史終結論”，回應了“第三波”。鄧小平的政治努力實現(xiàn)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話語體系的轉換，成功地在中國開始了超越政治解放的路徑探索。

【關鍵詞】馬克思的命題/鄧小平政治理論/超越政治解放

【正文】

1.鄧小平如何提出問題？

1.1對黑格爾國家哲學的超越是馬克思完成歷史唯物主義發(fā)現(xiàn)的重要關鍵點。在這一超越的理論過程中，馬克思形成了“從政治解放走向人類解放”的重要命題。這是馬克思政治哲學的第一個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同時也是歷史唯物主義早期理論史上的一個支柱性的命題。“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頁。），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會，使現(xiàn)實的個人同時也是類存在物的時候，才能實現(xiàn)人類解放。這一命題規(guī)定了1844年以后馬克思的工作中心，構成馬克思其后為中心工作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同時，這一命題也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政治實踐的歷史內涵作了說明。從此以后，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就是以實現(xiàn)對政治解放的揚棄和爭取人類解放的目標為自身的歷史規(guī)定性和主要哲學基礎。

1.2但是，在20世紀社會主義歷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爭取人類解放為旗幟的政治實踐卻顯現(xiàn)出難以盡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上，屢屢出現(xiàn)悲劇式的扭曲。到20世紀晚期，鄧小平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展開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實踐努力和理論努力時，所面對的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經驗的嚴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義上的民主傳統(tǒng)的嚴重缺乏。在論及推進中國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時（注：關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鄧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發(fā)展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和完備的社會主義法制?！保ㄒ姟多囆∑轿倪x》第2卷，第208頁。）在1977年到1982年間，鄧小平穩(wěn)定使用的范疇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確要改革的是“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范疇。1982年在所作黨的十二大報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屆二中全會鄧小平的講話中，正式使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文件，鄧小平的講話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語，對于處于復雜的國際政治格局和工業(yè)化初、中期進程中的中國來說，這一提法改變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將在更接近鄧小平原意的意義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這一范疇。），鄧小平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罢紊鐣彼枷朐从趤喞锸慷嗟?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吧鐣巍崩碚撆c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吧鐣巍崩碚摰奶岢龊脱芯?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fā)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吧鐣巍迸c“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xiàn)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tǒng)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墩螌W》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yè)——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yè)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yè)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盵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tǒng)治和被統(tǒng)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tǒng)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罡叨罟愕囊恢幀?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qū)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xiàn)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吧鐣巍钡乃枷?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fā)出來。摩爾根發(fā)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xiàn)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fā),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fā)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fā)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tài)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qū)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xiàn)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lián)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qū)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lián)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xiàn)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fā)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xiāng)或區(qū)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盵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tài)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qū)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jù),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qū)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fā)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xiàn)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tǒng)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zhàn)。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fā),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qū)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xiàn)。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fā)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_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guī)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lián)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盵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xiàn)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huán)節(jié)”。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tǒng)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xiàn)“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搖?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xiàn)實”[4](第253頁)。“現(xiàn)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fā)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qū)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xiàn)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fā)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fā)展的某種現(xiàn)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xiàn)”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xiàn)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椎潞退官e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xiàn)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tǒng)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右八淙煥┐罅搜芯空紊緇岬難勱?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xiàn)出了很大的保守性?，F(xiàn)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xù)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qū)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tài)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xiàn)、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fā),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tǒng)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fā)展階段,現(xiàn)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tǒng)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豆伯a黨宣言》就是根據(jù)這一基本思想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fā)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盵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崛鮮堆勱繅蚪準渡緇岬睦紛釕畬?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fā):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xiàn)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shù)缴a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shù)接嘘P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shù)接嘘P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盵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fā)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xiàn)。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lián)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運凳俏頤橇餃說摹ㄎ鎦饕宓睦費芯克貿齙慕崧劾床髂Χ難芯砍曬?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fā)現(xiàn)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fā)現(xiàn)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tài)”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jù)。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止ぁ⒉柯淥兄頻萚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jù)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fā)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tài),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tài),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崩潰，使得有人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得到了一勞永逸的解決，因此，兩種思想體系孰優(yōu)孰劣的比較和較量，也就有了定論；但是，持這種看法的人實在是低估了社會主義信念的強韌性。社會主義信念有源遠流長的動力，即人們對平等的渴望和追求，而滋生它的現(xiàn)實土壤仍然存在：人們向往的平等并沒有實現(xiàn)。

現(xiàn)實世界中的事實和世紀性的巨變使許多人調整或改變自己的信念，但它們對思想者和理論家并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古特曼(AmyGutman)在一本名為《自由主義的平等》(LiberalEquality)的書中說，密爾(J.S.Mill)承認社會主義制度比當時的資本主義優(yōu)越得多，但是又堅持認為，它不如良序的自由事業(yè)制度，即是說，如果資本主義搞好了，那它是比不上的。作者還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斷指出現(xiàn)今資本主義社會中大量的分配不公正，以及將經濟力量轉化為政治影響，而自由主義者則援引現(xiàn)今社會主義國家的記錄，指出它們系統(tǒng)地損害了最基本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作者的看法是，對于兩種制度的理想狀況而言，現(xiàn)實社會中的直接證據(jù)既末提供證明，也未予以否證。①

英國政治理論家、“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柯亨(G．A.Cohen)在題為《社會主義和公有不可分嗎》(IsSocialismInseparablefromCommonOwnership的小冊子中說：“就‘社會主義’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理想名稱，值得人們?yōu)橹I身這一點而言，社會主義要求基本境況的平等……本世紀人們想用某種更好的東西來取代私有制，這種嘗試遭到了大規(guī)模的失敗，但這并不構成放棄社會主義信念的原因。從歷史的視野看，社會主義是年輕的運動，它太年輕了，因此現(xiàn)在還不是拋棄這種信念的時候?！盵2]

對于堅持社會主義信念的理論家來說，對社會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還可以問：“它是暫時的，還是必然的?”如果能在理論上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有道理，更加符合正義與人性，那么，人們終究會回過頭來擁護社會主義。

這一問題的急迫性，不僅出于現(xiàn)實，同時出自思想理論層面。

因為諾齊克(RobertNozick)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Anarchy,StateandUtopia)一書似乎對自由經濟制度作了雄辯的捍衛(wèi)，對社會主義的，甚至一般自由主義的平等原則作出強悍的攻擊?？潞嗷仡櫿f，在1972年之前，他還從未遇到過他沒有現(xiàn)成答案可以應付的對于社會主義的批評，但當他讀到諾齊克的論證(以后完整地表述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一書中)時，他受到了沖擊，感到不安和焦慮，似乎從教條的社會主義迷夢中驚醒。[3]

[論文關鍵詞]市場經濟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

[論文摘要]我國自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引發(fā)了人們在社會意識領域如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眾多方面的巨大變化，高等教育特別是高校政治理論教學作為為國家培養(yǎng)未來合格建設者的重要途經，如何面對這種變化，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是一個新的課題。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要著眼于提高大學生即未來勞動者的如下素質：德育；競爭、合作、實力、平等意識；心理素質；聽說讀寫能力。要克服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目前存在的弊病，就要轉變教育觀念，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理論聯(lián)系實際，注重運用，搞好學法指導，改革高校政治理論課考試方式。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fā)展市場經濟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chuàng)舉，它不僅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事業(yè)和改革開放迅速向前發(fā)展，同時也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促使人們的思想觀念、價值目標、思維方法、道德風尚、生活方式、行為習慣等發(fā)生重大變化。作為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社會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應如何適應經濟基礎的這種深刻變化，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為市場經濟服務，這是擺在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特別是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師面前的一個新課題，必須正確面對。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綱要》指出：“必須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服務，與生產勞動相結合，自覺地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苯逃秊槭袌鼋洕?，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教師從事第二職業(yè)，經商賺錢，而為市場經濟培養(yǎng)大批合格的高素質的有用之才，才是教育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服務功能最集中的體現(xiàn)。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為市場經濟服務，必須考慮它的學科特點。由于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不能象職業(yè)技術教育那樣直接訓練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工作崗位所需要的專業(yè)技能，直接培養(yǎng)能為市場經濟頂崗工作的各級各類人才，因此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基本任務只能是提高大學生——未來勞動者的素質，為他們將來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崗位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礎。如果大學生經過高校的既定培養(yǎng)，素質好，質量高，人才的素質就會相應提高?？梢姡咝Ｕ卫碚撜n教學雖不能直接培養(yǎng)勞動力，卻可以通過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師富有創(chuàng)造力、卓有成效的工作培養(yǎng)高素質人才，因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1.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必須培養(yǎng)的未來人才素質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政治理論課教學必須著力于培養(yǎng)大學生——未來人才的如下素質：

同樣的角度差別可以應用到對其它許多國際政治現(xiàn)象的判斷上面。例如，對于90年代以來隨著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結束而出現(xiàn)的世界范圍的所謂“市場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義者是張開雙臂熱烈歡迎，認為它們驗證了自己的觀點，這些浪潮最終會使所有國家受益（程度雖然不一），如經濟發(fā)展加快、貿易總額增長、信息革命普及、主權意識減退、國際合作加強、獨裁政權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現(xiàn)實主義者依然持謹慎觀望態(tài)度，認為它們短時間也許會出現(xiàn)自由主義者期待的效應，但從長遠看，市場化的深入可能加劇國家間的各種競爭（貿易保護主義、爭奪資源和市場份額的斗爭、以及信息控制與反控制等新形式的較量等等），民主化的推廣可能使欠發(fā)達地區(qū)陷入新的混亂與失序局面（如部分前蘇東國家和非洲地區(qū)的事例），總之使國家間爭奪權力與財富的斗爭出現(xiàn)新的復雜局面，但各自國家利益的追求和這種追求造成的“你爭我奪”的國際關系性質始終不會改變；各種馬克思主義學派（如世界體系論、依附論和社會批判理論）把發(fā)展中國家目前出現(xiàn)的“市場化”與“民主化”斥為西式現(xiàn)代化的再版，是所謂“歐洲中心文明”在當代的幅射與擴張，他們并不認為這種“全球化”會真的縮小核心地區(qū)與邊緣（半邊緣）區(qū)域的實質性差距，就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系從來不會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總體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從根本上改變一樣。

舉這些例子，筆者無非是想說明，觀察國際事務，可以有很不一樣的角度，而每個角度可能都有其價值，人們不可能簡單地取其一點而排斥其它。事實上，從我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現(xiàn)狀分析，改革開放這些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已經變得比較復雜和多樣化，并不是只有一個角度、一種“理論”。問題是，第一，許多人并沒有意識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層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強調某個角度的正確性與獨占性；當某人說“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國際事務時，他可能實際上采取的是某種“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自由主義”的角度，甚至是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無關的、純粹現(xiàn)實主義學派或純粹自由主義學派的角度。其實，采取什么角度是無所謂高下的，歧見本來是學術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筆者以為，馬克思主義確實是國際政治學中十分有力的一支解釋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沃倫斯坦的“世界體系論”和南美一些學者的“依附論”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它們觀察世界的獨特視角和解釋，得到了包括歐美國際政治學主流學派在內的世界學術界的尊重），但由于我們對它缺少透徹的探討和說明，加上某些“聲名敗壞”的“理論”的歪曲肢解，在我們國家的國際政治研究中，馬克思主義反而成了事實上最不受人重視的一派，正式的宣傳與實際的探索像是“兩張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jié)，這才是真正最嚴重的問題。第二，在我們現(xiàn)有的國際政治學研究中，雖然已有“分株雜交”趨勢，但“分株”并不十分明顯，“雜交”也不那么多樣；現(xiàn)有的理論研究遠沒有達到“色彩豐富、思潮雜多、學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論要么像是別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國學術界的“全球主義學派”；要么僅僅是低水平的重復，比如一些以“填鴨式教學”為已任、以“剪刀加槳糊”為手段的某些教科書；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實踐”定義的特殊“有用性”，作為“理論”適用與否、正確與否、深淺與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準的“動態(tài)分析”。嚴重之處恰恰在此。我們不是不需要有中國特色的全球主義學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國外研究、又透徹理解本國國情和需要的全球主義學派；我們不是不需要教科書，而是需要既能表現(xiàn)編者的獨立分析能力、又允許學生發(fā)揮獨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書；我們不是不需要對外政策論證（包括某些動態(tài)分析），而是需要高水準的不同領域不同角度的眾多戰(zhàn)略策略論證。

三．“中國特色”問題

分析到此，有必要討論一下國際政治學界頗有爭議的“中國特色”問題，這不止是因為它涉及到上面所說的“角度”差異，也由于它確實關系到中國國際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出發(fā)點。

幾年前出版的拙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曾經談到過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寫道：“中國學者寫國際政治的書，總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國人后面走，但做到這點實屬不易。近些年來，學術界一直在爭論是否應當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的問題，至今尚無共識。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種有關人類社會的理論學說（如哲學、經濟學、法學、歷史學）本來可能產生不同的學派，國際關系學（國際政治學）也不例外：列寧主義和西方學者對‘帝國主義’現(xiàn)象的解釋各有自成一體的道理，美國人、英國人對‘中心－邊緣’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學者的說法又不一樣，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子百家的謀略術與歐美現(xiàn)代戰(zhàn)略戰(zhàn)術學說有異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語言、表現(xiàn)形式和思維方式，由于文化背景、歷史傳統(tǒng)、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會是一式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見到國際政治學的‘歐洲大陸學派’、‘美國學派’、‘日本學派’、‘俄國學派’、‘中國學派’等等，因此講‘特色’也未嘗不可。但我傾向于現(xiàn)階段少講或盡量不講，尤其不要講‘有特色的體系’之類的話。理由很簡單，我們迄今仍然談不上對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政治學有多少貢獻－－不論從構架到概念、從命題到論點、從宏觀的歷史歸納到微細的專門研究。中國實際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現(xiàn)專門從事國際關系學的研究和教學的機構，目前尚處在介紹國外成果、借鑒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討論問題的階段，我們的發(fā)言權不多。中國這樣大，歷史傳統(tǒng)這樣悠久，形成中國特色的國際政治學的前景是不難想見的；但特色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所謂‘水到渠成’、‘功成名就’?，F(xiàn)階段不宜多宣傳‘特色’的另一原因是，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泛政治化之后，中國人在經濟社會生活中都在淡化意識形態(tài)，國際政治研究（以及一般性學術研究）也應當這樣，要把意識形態(tài)追求同國家利益追求、對策分析同學理探討、政見分歧同學術分歧區(qū)別開來，這樣才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學術氣氛的培養(yǎng)?！盵9]

現(xiàn)在筆者依然堅持這些看法，但想加上幾點補充意見：一點是，中國這樣的大國必須有、也肯定會有獨具特色的國際政治觀，它與中小國家的情形是不一樣的。小國的資源、人口、地理和經濟，可能決定了它們不得不依附于某個或某些大國，或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存在與發(fā)展建立在區(qū)域共同體和國際社會的強力支持下；小國可能是完全外向型的、單一的貿易或金融經濟（如caribbean地區(qū)的某些旅游島國），可能是完全衍生型的分支文化（如cyprus的文化就源于希臘和土耳其兩大民族文化），可能是完全依附型的外交與政治（如被稱為“國中國”的andorra、sanmarino、monaco、swaziland、bhutan等小國，就絲毫不可能奉行與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南非和印度等國對抗的內外政策）。小國通常不易擁有十分長久的歷史，不易擁有門類齊全的工業(yè)，不易擁有學科完整的大學；甚至從統(tǒng)計學意義上講，小國也不易貢獻群星燦爛的藝術家、科學家和思想家，總而言之不易產生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政治理論。中等國家有中等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和外交理念，它們同樣適合了中等規(guī)模的人口、經濟、文化和地理特點，譬如講加拿大、澳大利亞、阿根廷、埃及和哈薩克斯坦這樣一些國家，特別重視多邊外交、國際組織、區(qū)域安全共同體等問題，這些國家的國際政治學者對它們常有精彩論述，但中等國家鮮有涉及國際政治結構和規(guī)則的宏觀理論貢獻，它們的思想家往往把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聚焦在國際關系的“中觀層面”（medianlevel）。[10]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chuàng)造性教學具有豐富的內涵，其基本特征是目標性、主體性、超越性。

關鍵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chuàng)造性教學

長期以來，雖然眾多專家學者及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就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一系列改革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和實踐，但教學改革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甚少，教學實效性難以從根本亡得到提高。對此，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精神指導下如何高水平、高質量、高效率地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意識形態(tài)的教化功能須進行創(chuàng)造性教學嘗試，只有以更適合時展的新樣式、新手段、新途徑等實施教學，才有可能在更深層次上完成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任務，所以進行創(chuàng)造性教學的研究和實踐顯得尤為重要。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chuàng)造性教學的豐富內涵

創(chuàng)造性教學，是指教師在充分發(fā)揮主體能動作用的前提下以創(chuàng)新思維為基礎，制訂創(chuàng)新方案，通過打破原有模式，建立一種全新的信息傳輸和信息分布，把教學內容播送到各個教學環(huán)節(jié)，集成至目標點上，促成學生創(chuàng)造性地學，最終實現(xiàn)教學目的。創(chuàng)造性教學就是在現(xiàn)有教學活動中發(fā)展起來的，是教師在對教育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充分認識和理解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創(chuàng)造性完成教學任務的過程。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chuàng)造性教學是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運用現(xiàn)代教育規(guī)律，以與時展相符合的教育理念為指導而進行的各種教學改革的理論探討和實際操作，旨在突破傳統(tǒng)教學模式的束縛，通過吸收、運用最新教育成果，發(fā)現(xiàn)和創(chuàng)造新的教學模式，創(chuàng)建更加合乎人文精神的教學活動，從而能／頃利地實現(xiàn)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道德修養(yǎng)轉化為大學生個人的世界觀和品德素質，內化為他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方法，形成對知識及透過知識對整個世界的科學的價值評價，從而使社會意識向學生個體意識轉化。此種教學活動應內在具有兩個相互關聯(lián)和制動的方面：一是教師的創(chuàng)造性地教；二是由此而引發(fā)的學生創(chuàng)造性地學。其中，教師的創(chuàng)造性地教是基礎和前提，正是由教師的靈活多樣賦有創(chuàng)新的教學啟動了學生主體能動性從而自我煥發(fā)出蘊含著創(chuàng)新的學習活動；而這種創(chuàng)新又是教師創(chuàng)造性教學的強化劑。

我們對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創(chuàng)造性教學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可以看到它務必要遵循以下幾個方面：

編者按：伯林教授在考慮他提出的這個問題時指出，只有“兩個適當?shù)睦碛煽梢宰C明一門學科的消逝”：(1)“它的主要依據(jù)，無論是屬于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或者是邏輯的，都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2)新學科已經開始接替原先由舊學科所承擔的工作。他考慮了我們回答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方法，發(fā)現(xiàn)其中有兩種提供了明確的答案，并且把這兩種“非常普遍”的方法稱之為“經驗的和形式的”。但是，在處理哲學問題時，這兩種方法都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地加以運用?！耙粋€最明顯的證明”是，“我們一開始就給弄糊涂了，沒有自動的技術和普遍認可的專門知識可以用來處理這類問題”。在“棘手的哲學”問題中，就有那些必然要提出的價值問題。一些人把這些問題看作是不合邏輯的?？墒菫槭裁床缓线壿嬆?伯林教授問道。這些問題涉及到使我們迷惑不解的事物。他堅持認為，政治理論如果不在“狹窄的社會學范圍內來加以考慮”，那么在探討諸如什么是人類的特性、為什么是這樣以及是否屬于特定的范疇（如目的性或屬性）對于了解人類是必不可少的這類問題時，政治理論就有別于經驗主義的方法。因而，政治理論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某些人類目的本源、范圍及正確性。而且，從政治理論所關注的問題的特殊性質出發(fā)，它不可避免要作出評價。伯林教授認為，鑒于這一比較寬廣的想法，他不僅要對善與惡、被允許與被禁止、協(xié)調的與不協(xié)調的問題等概念進行分析，還要給這些概念的正確性作出結論．在任何關于自由與公正、權威與政治道德之類問題的討論中，上述問題遲早都得涉及到。伯林教授提出的理由是：“細致入微的經驗觀察再多，大膽和卓有成效的假設再多，也無法向我們解釋那些把國家看作是神授政權的人的想法是什么，他們的話意味著什么，以及這些話怎么同現(xiàn)實相聯(lián)系。同樣，也不能解釋下面這些人的信念，他們對我們說，上帝給我們安排這個國家，是因為我們有罪；又說國家是所學校，在我們成熟之前、在獲得自由并能廢棄它之前，我們必須上這個學校；還有人認為國家是個藝術品；或是一種功利的手段；或是自然法則的體現(xiàn)；或是統(tǒng)治階級的委員會；或是自我發(fā)展的人類精神的最高階段；或是應受譴責的愚蠢行為。他進一步斷言，除非借助于富于想象的洞察力，來理解“哪些有關人類本性的概念（或缺乏這些概念）是與這些政治觀密切結合的，在每種場合下什么是主導的模式，否則我們就不會理解我們自己所處的社會或任何一個人類的社會?！?/p>

伯林教授對于他的論題的說明，對我們的思維和交流思想的方法提出了很多獨到的見解，他得出結論是，政治理論對于我們來說現(xiàn)在是并將繼續(xù)是非常重要的。

（一）

還有政治理論這門學科嗎?在說英語的國家中，這個問題一再攜帶著疑問提出。人們對這門學科存在的證據(jù)表示懷疑。這意味著，無論政治哲學在過去可能是什么情況，今天卻已經消亡或正在消亡。支持這個觀點的主要標志是，二十世紀中沒有出現(xiàn)一本政治哲學方面的權威著作。我所謂的權威著作，從一般的概念來說，最起碼是指那樣一本著作，它能在大的范圍之內將似是而非之說變?yōu)槔仙Ｕ劊粗嗳?。依我看，這正是我們判斷所討論的問題的特征的恰當標準。

然而，這幾乎不能作為確證。證明一門學科的消逝只有兩項恰當?shù)睦碛?。一是它的主要依?jù)，無論是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或者是邏輯的，都已不再為人們所接受，因為它們已經（連同它們屬于其中一部分的世界）凋謝了，或因為它們已不再為人們所信奉或已被駁倒了。另一條理由是，新的學科已經開始接替原先由舊的學科所承擔的工作。這些新的學科可能有其局限性，但是它們存在著，起著作用，而且不是繼承就是取代了作為它們前身的學科，并沒有給先前的學科留下絲毫立足的余地。這就是降臨在占星術、煉金術、顱相學（一些新舊實證主義者可能把神學和形而上學也包括在內）頭上的命運。這些學科所賴以建立起來的基本原理或者為論證所摧毀，或者因其它原因而土崩瓦解了。結果，如今它們僅僅被視為欺騙有方的實例。

這類有系統(tǒng)的取代，實際上是與哲學休戚相關的自然科學的歷史。因此，它同我們所討論的問題有直接的關系。有關的考慮是，至少有兩類問題人們已獲得了明確的答案。第一類已經得到系統(tǒng)的闡述，從而使人們能夠（如果不是經常在實際上，也至少是在原則上）通過觀察或從觀察所得的數(shù)據(jù)作出推論，給予解答。這些情況決定了自然科學的領域和日常常識的范圍。無論我提出什么簡單的問題，如壁櫥里有沒有食物，在巴塔戈尼亞可能發(fā)現(xiàn)什么種類的鳥，或關于一個人所抱的各種意圖；還是提出一些比較復雜的問題，如關于物質的結構；社會各階級的行為或者國際市場問題；我知道，為了得到真知灼見，答案必須建立在人對時空世界中存在或發(fā)生的事物的觀察之上。有些人可能會說要進行“有機的觀察”，我卻傾向于贊同這一看法：觀察是一種活動，也是觀察者的意圖和理性世界的組成部分。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分歧。盡管這些分歧對于科學性的哲學和關于理性的理論至關重要，它們卻不能影響我的論證。不過，只有通過對數(shù)據(jù)的檢驗和再檢驗，那些最尖端的科學借助于它們才得以成立的概念、假設和模式才能最終建立起來或者給推翻掉。

【內容提要】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了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包括早期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20世紀上半葉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多元主義集團政治理論，精英主義集團政治理論以及利益代表制理論等。并對不同時期和不同派別的理論觀點進行了比較和評析。

【關鍵詞】利益集團/多元主義/精英主義/決策過程

【正文】

在當代的美國政治研究中，利益集團政治研究已成為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美國利益集團政治的發(fā)展，理論家們提出了一系列理論觀點，主要包括：1)美國早期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2)多元主義集團政治理論；3)精英主義集團政治理論；4)后多元主義集團政治理論；5)集團代表制理論。這些理論反映了理論家們對當代美國利益集團政治的不同看法，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美國政治生活的現(xiàn)實，為研究和分析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提供了理論依據(jù)。

一、美國早期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

（一）詹姆斯·麥迪遜的集團政治理論